尽管示威者的网站曾承诺将统一派发印有“还我血汗钱”标语的T恤衫，但当我赶到上海高档楼盘地杰国际城(Wonderful World Town)的时候，起初几乎没有感觉到这里正在进行示威。

　　此次示威的领导者穿着一件***的无袖套头衫，看上去仿佛他是被人从高尔夫球场上拽过来的。他不得不以最基本的方式鼓动示威人群。
“我们必须弄出点儿动静来，否则他们不会拿我们当回事的，”他温和地解释说。

　　这次示威的水平可能有些业余，但却是中产业主维权活动的一部分，这种维权活动已在最近几个月成为遍布整个上海的一个重要现象。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现象？答案是：第一代房屋拥有者发现，房价既能涨也能跌。

　　很多关注中国的观察人士一直认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将造就一个自信的中产阶级，他们会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并推动政府朝着更负责任的方向发展。

　　然而，当农村地区在最近几年因为污染和土地纠纷而引发了一轮抗议和维权行动的时候，中国东部新兴都市里的中产阶级在政治上却一直并不主动。

　　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中国法律教授孔杰融(Jerome Cohen)说：“我们通常把法院系统的兴起与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但是，在中国，下层社会人士往往比‘资产阶级’更容易想到利用法院。”他表示，中国的中产阶级如果遇到麻烦，他们会动用“关系”来解决。

　　上海的抗议者们手里并没有过硬的法律依据——也没有房价下跌方面的法律规定，如果要将他们描述为更广泛民主运动的先驱，那也太过夸张。但是，他们确实显示出新一代“业主阶级”中存在的某种意愿：他们想组织起来，聘请律师，向当局表达自己的不满。

　　这种抗议是一种新生事物，因为私有房产本身也还相对较新。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住宅市场在1998年才真正启动。当时，政府允许住在公房里的人购买他们所住的房子。这项决策引发了地产业的繁荣，而繁荣的地产业一直是中国经济近年来飞速增长的支柱之一。

　　上海的新住宅楼盘反映了那段充满希望的时光。一处地产以“Richville”这样毫不内敛的名字而自夸；而另一处正在建设之中的迷你型郊外社区名为泰晤士小镇(Thames Town)。在那里，英式教堂、乡村酒馆以及英国式潮湿多风的冬天，一应俱全。

　　然而，这种繁荣也给习惯于依靠国家满足其各种需要的城市居民造成了新的压力。在本世纪头5年，房价以每年10%至20%的速度飙升，将一大批人挡在了房市门外。

　　更深的愤怨来自于强制“拆迁”。为了建设新的公寓楼，老旧的住宅区——其中一些近乎于贫民区——被夷为平地。老屋住户会得到固定数额的补偿金，或可以折价购买一处新房，而这些新房通常在数英里之外。

　　抱怨可能引来粗暴对待。去年，两位老年居民因拒绝搬离市中心一处划定拆迁的街区，结果他们的房子被焚烧，二人被烧死。

　　在房价上涨时期，受冲击最大的是城市贫民。而自去年中期以来，随着房价开始下跌，感受切肤之痛的则是新兴的中产阶级——他们曾经为了购买新房而苦苦节约、负债累累，房价的下跌让他们苦不堪言。

　　大部分抗议者承认，采取法律行动很难获胜。不过，他们的案例暴露出中国地产市场存在的多重利益冲突。政府既是监管者，又垄断性的土地供应者，还是很多新楼盘开发商的所有者。此外，房价的下跌也是政府政策的目标结果——由于担心房地产市场出现太大的泡沫，上海实行了一系列新税种和规章制度，为市场降温。

　　上海地产顾问高思品(Sam Crispin)表示，抗议者对房地产市场的看法“极度天真”。但他补充称：“这显示了中国当前体制的局限性。你不能一方面控制所有一切，另一方面却在出现问题之后拒绝承担责任。”

　　看到房价过去一年的跌幅多达40%后，地杰国际城的业主们正考虑采取法律行动。他们拒绝了开发商提出的赔偿计划，其中包括将花园中的小棵树木换为大树，并对公共电梯进行重新装饰。

　　然而，不是所有抗议者都希望诉诸法律。去年，在房价接近腰斩之后，上海北部一个楼盘阳光威尼斯(Venice International Garden)的业主们开始组织起来，但他们认为自己几乎没有机会在法庭上取胜。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已经在开发商的办公室外面集会10次，要求退回已购房屋。他们似乎刺痛了有关方面的敏感神经：上周，在我和一位同事与他们交流15分钟后，当地警方赶到这里，将我们拘留并进行了质询。

　　但中产业主维权活动有很多种形式，一些抗议活动也带有一些势利味道。阳光威尼斯的业主们感到愤怒的原因是，开发商为较贫穷的“动迁户”预留了一些公寓，他们担心这会损害楼盘的形象。

　　“我父亲给我购买了这处房产，让我结婚用，”一位姓张的抗议者表示，“如果告诉我的对象说，我住在一个充满回迁户的地方，肯定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情。这样找老婆会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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